台湾学者的研究报告。

在东南亚乡村地区的改变被三个主要的原动力或立量所驱使、塑形，即：人口成长，商业化，与国家的影响。 有关人口成长与农业型态改变关係的影响性理论陈述在Ester Boserup的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e growth：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一书中。Boserup的中心主张是，人口密度解释在耕作计画中品种的改变。以她的观点，当人口成长开始超越某个农业生产系统的生产潜力时，毫无疑问的，社会将鼓励革新和改变以免于飢饿。因此，人们将发展出新的或更合适的生产系统，且较以前存在的更具生产力。以这种情形来看，虽然人口成长可能造成短时间的困难，但长时间来讲，它鼓动了农业的进步。Boserup对人类有能力迎合人口成长需求的乐观看法常和马尔萨斯对于人口增长将带来生活必需品的压力、下层阶级、营养不良和贫穷的观点相互对照。在过去的东南亚，Boserup的理论预测显然已经被实现。在爪哇，需要多水的水稻系统的农业人口密度已经发展到每平方公里超过1000人的程度。在1900年荷兰殖民政府视为过高人口的2亿8千5百万人，现已增长到大约11亿的人口。爪哇岛几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水稻生产系统，但也能免飢饿。这样的现象主要由不断改进水稻系统以增加产量而达成，产量由每公顷2.1公吨增为2.2公吨而到现在的每公顷4.75公吨。虽然爪哇提供一个戏剧性产量增加的例子，应该被认为是，在许多东南亚国家对于出口增加的需求直到最近才透过扩张而非增强来达成。在大部分地区，过去很多可以用来清理耕种和反映人口成长的丰富的原始自然地区已经扩张到边缘地带。虽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供扩大生产，但在大部分的东南亚区，土地只是一个短暂供应的资源罢了。因此出口的增加必须透过更高的产量来达成，而不是经由更大范围的耕作。的确，当城市中心和工业扩张时，在某些地区的农业土地则可能开始减少。Boserup认为，这样反覆会对某些特定地区所施行的水稻系统施加更大的压力，而鼓励更多型态的转变。然而，虽然人口成长在了解农业为何改变的论点上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历史上和现在的人口成长；但，人口成长已被一个更有力的原动力所遮蔽，此动力即为：商业化。生产水准的评估以维生物品为基础是不容置的。以一个单纯维持生活的需求来看，生产超过生活所需时(Brook的社会的生产)通常意味着需求的真实压力实质上已经超出被需要的范围。当亚当史密斯1776年在国富论中写下一段十分有说服力的话：关于需求，我知道并不只是维持生活所需的必需品，还有无论如何，国家的关税以不好的态度卫生愈不好的人或是最低阶层的人表面上所支付。今天，维生物品的观点是较不适用的。乡村的家庭必须缴税因此必须迎合更多现金的需求，此外，一个家庭若要维持一个〝可称讚的〞生活，更多的货品和服务是被需要的。我注意到泰国东北部的情形：孩子必须被教育，书籍、制服的费用，药物、肥皂、收音机、香烟、以至于摩托车或其他接送工具的需求，这些都是要相当的花费的。在泰国，农业出口的增加大使得人民获得现金的收入。无论何地，剩馀的稻米尽可能的拿来贩售，但如果农人没办法取得较适宜的工作土地，他们则选择树薯、洋麻、玉米等来耕种。这些作物很少进入家庭的消费中，他们是用来供做出口的商品，以换取现金。第三个改变的原动力是国家政府的力量。广泛的来说，一个国家有权来决定农业改变的偏好或是阻碍改革。更进一步，国家的活动可能使农业以某种特定方式被塑形。这些活动可能扩及土地改革计画的组织、通讯的改善、技术和资金的供应、关税的徵收、改良农具的限额、国家农业农业计画的指示与强调以至于国家对家庭的计画的期待。东南没有一国家的农业型态可被描绘为〝自然的〞，它们都被国家广泛的塑造，而变成一种人为的型态。国家塑造农业最明显普遍的方式，是透过它本身所包含的意识型态。在ASEAN的国家中，一个大略以〝资本家〞或〝市场〞的方式已经被接受。再追寻一个资本家的路上，和消费意识的改进上，国家做了很多的努力来改变农民对其自有土地在世界上的观点，并应该找寻一个和生活共同达成方法。当Turton指出，时间和金钱已经变成度量单位，如果没有所有东西，后来这些很多的东西将是无法控制的。国家不仅提供这个意识型态，它还设了障碍、拘束和困难，并鼓励人民去符合它们的目标。有一个例子即是泰国的稻米奖赏。它在1955年被介绍使用，它是以提高税收和靠着降低米价来怀柔政治上有力都市的人口这双重目标而加诸在进口稻米上的徵税。在1955年和1966年间，这个奖赏代表税收，据估计，它稍稍的超出80%。它对稻米的生产上製造了障碍，并且使其他作物较水稻更能获利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多样化。最后一点要强调的是，所有的环境和农业系统并没有相同的改变潜力。虽然环境不能决定人类的活动，但它却能设下相当的限制。因为在农业上，人们和土地的互动在东南亚的气候、地形是相当密切的，而土壤在农业的型态上也扮演一个合理的角色。人类不是万能的也不能将他的意愿完全放在易受左右的土地上。稻米耕作的改变特别指出泰国技术改变很多的文献在东南亚稻米的生产上都把焦点放在所谓的绿色革命上。绿色革命这个名词一只使用高产量品种或现代品种，并在适当的水环境、化学肥料的提供、和透过杀虫剂和除草剂对稻苗的保护而生长的稻种。这个现代农业方法的提供似乎是无害的。然而，随着新的稻米技术的普及，姑且不论误传与纠纷，比起其他的发展它已经带来更大的竞争与异议。因为很多人觉得绿色革命是主要的来源而且是这个地区农业改变的原动力；但更多人指出，这些很多的改变是被视为不良的。它们包括生产机械化，工资的增加取代原本较低的社区的工资，而且在乡村地区随着有钱人开拓新技术而大大获利而造成不平等的扩大。这些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国家之中，但它们并没有好好的被处理。然而，当Cederroth、Gerdin、Feder和其他人坚持绿色革命有益于这些改变时，提出绿色革命和东南亚现存的土地改变争论的问题是必须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仍然是个忠实的契约，而不是能够拿来做抉择依据的证据。以写作者的观点而言，NRT已造成过多的负面发展而被责骂。东南亚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土产农业改革〞，而现在的绿色革命虽然值得特别注意，但它也是不断改革过程的一部份而已。改良的品种在1000AD被散播，当早熟的Champa米从现在的越南被引进稻富士山、中国和两者的前殖民地与殖民地当局关心他们改良稻米生产的技术和方法。
因此传达绿色革命的开始，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初期改变速度。在1960年代，政府开始投资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致力于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外国政府、国际援助和研究组织的大量资金技术援助。IR-8 的发表也使得生活与产量大受刺激且商业化，此过程所附加的便是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带来以前为有的新米种而且多样化。米製造的产品，加入钱的效益，加上土地改革过程，使大规模及原始土地开始耕作了，农作物产品、产量增加。这象徵菲律宾农村地区开始土地革命，且它的发生﹝虽然只是小地方﹞，甚至Ford Foundation和Rockefeller Fund从未在菲律宾建立国际稻米研究学会。表3.1说明绿色革命是指用心的科技来简化收穫日期，使其技术遍及东南亚。这清楚且明确的是大部分农人，都使用现代的方法，产生不同种类的米。化肥的使用，用于增加田地农作物的产量。此外杀虫剂及除草剂，也普遍的被农民们使用，获得较多的利益。这也是代表机械化使产量大增﹝虽然，之后也有牵引机的出现﹞。农夫使用牵引机除草、拨种，甚至用收割机来帮忙，这便是作物的製作过程。新稻米的技术和公平虽然有些观测者懊悔、反对这项技术，常常因为过多的因素，使得主要利益都被有钱的农民所独占。一些早期的革命论文，採去中立态度发展，这些地只有有钱人和付得起机械或农药的农民所有。穷人家买不起新的机械，所以，穷人认为绿色革命是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没有机会工作，因为被工业技术的机械所取代，这是一项无法争辩的事实。随着科技的潮流，被有钱人独占的地方，都是好的有利的。引用马太福音中一篇寓言「每个人都有一些东西，甚至会得到更多，他也会觉得不满足；但是这个人没有什麽东西，只给他一些，他就会感到满足。」
在泰国，有四种所有权执照的类型。引用世界银行资料声明，泰国只有50%的农业土地，被视为有保障的土地所有权，结果，农民被迫去企图增加生产量，为证实这点，Feber他土地保障和生产力的评估，在泰国中央平原区和东北区这三州裡，包含结果指出保障的规定、法定所有权对无权利的农民，可以有意的增加他们的生产力，当无权利的农人决定要借钱去购买农业投入，他们被迫去非正式的来源，如同商人或经纪人，那裡每年的利息超过100%。佃农的增加和土地保有地的分裂，伴随着无土地的农业劳工的增多。这些个体时常必须离开他的土地，拿土地去偿债，使他们的土地被收回；或者更不幸的，根本没有可继承的地。不管怎样，今天他们组成一个无产业的团体，而且常不满农村裡象徵性的土地殖民计画（提供土地给无土地或土地贫瘠的人，以预防政治上的动乱），在1970年代，中央平原租地的上涨，被泰国地方主义政党作为支持他们政策的手段时，在菲律宾却成为暴动的导火线。虽然大体上，泰国无地产的速度保持在易管理的状态下，但是时间和人口成长这双重压力，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解决方法必须是进一步增加每个地区的外移，并连接都市-工业化经济结构部门的就业机会，以吸引过量的农村人口。
再考虑到土地所有权（ownership）和保有权(tenure)的改变，则其过程是非常複杂而多元的。它的影响因素包括：商业，土地资源，绿色革命，和国家。土地保有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变迁可能经历这些原因的改变，而变因之间的平衡也会影响国家间的关係。如果某种因素一直被强调，那麽他可能就是土地上最有可能得到的东西。
南亚的稻农生活已经改变，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传统的稻种，肥料，动物牵引已经被现代稻米，化肥，杀虫剂和机械的使用所替代。前者传统劳工的安排和地主的形式以及调任也已经被薪水阶级劳工，租借，和新的排斥系统所取代。农人不在独立于国家和国际之外，他们的生活跟２０年前不一样，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些变化，就是商业化。劳工和土地变成买卖的必需品，抱米生产必须从市场用现金买，钱币需要借来耕作，生活之外的盈馀用来生产然后买卖，Turton(1988,p.209)说：大自然变成一种生活必须的。同时，当农人发现自己无法改变的进入市场经济后，虽然他们不情愿，贫富差距将越来越大。当其他人变成没有土地的劳工或被迫租赁土地，有一些地主发现他们还可以累积土地。情况持续的恶化，使很多的乡村的居民一起放弃田事而移居道都市地区。这种迁移导致南亚国家主要城市的快速成长也带来一些问题(第七章)。事实普普遍的改变不是争论已经发生，该争议的是这些改变的影响和原因。辩论的种电在于绿色革命和新技术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菲律宾都市贫民组织Kadamay的副主席梅丽?佩雷斯（Merlyn Prajes）则指出，由于民众普遍贫困无法应付这波粮食涨价，目前在菲律宾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偷窃、抢夺粮仓或商店的现象。
然而，水稻种植传统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境内还设有引领绿色革命风潮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菲律宾，直到1980年代稻米仍足以自给并且出口，为何会在1990年代逆转为进口国？而且在这波粮食涨价中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半封建生产关係阻碍生产力发展
菲律宾政府过去曾推行过数次「土地改革」，但这些「土地改革」全都只是虚晃一招，没有真正触动农村中大地主的利益，至今菲律宾农民的十分之七仍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农产贸易与销售都依然掌控在传统的几个大家族手中。
这种半封建的生产关係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菲律宾的农业生产工具依旧十分传统，完全谈不上机械化，一半以上的土地甚至没有灌溉设施，更遑论相关的道路建设、作物改良与推广等工作。
根据学者罗密欧?特罗尔（Romeo Teruel）的研究显示，菲律宾的农业生产力自1970年代即呈现停滞状态，每年仅以1％左右的幅度爬行，1996-2000年间的增长幅度甚至降为0.6％。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则指出，自1990年代至今，菲律宾每公顷稻田的年产量只有3公吨，但要供给菲律宾所需则需要提昇至5.4公吨才行。◎新自由主义与WTO摧毁粮食安全
同时，19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与1990年代以后的WTO体制，则使菲律宾农业生产力停滞的问题加剧。
菲律宾的粮食局依法可以透过粮食收购、释出公粮、价格补贴等措施来干预市场。但在1980年代，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给菲律宾的条件之一，就是要限缩粮食局的功能，使菲律宾的粮食市场更加去管制化与自由化，粮食局的功能被重新定位为「促进」市场力量的运作。
原本粮食局依法要收购本国生产粮食的至少12%，但1977-1983年间仅收购了7.59%，1984-2000年间减少至3.63%，2001-2006年再减少至0.5%。粮食局目前仅流通全国所需稻米的6%，且许多还是粮食局进口买来的，对于粮食市场的干预、调节能力十分有限，反倒促进了菲律宾对进口粮食的依赖，使菲律宾所需粮食的10％都依赖进口。
1980年代起，菲律宾政府也在本国的买办商人与跨国农企业的影响下，将大片土地用于外销的经济作物，而非供给本国的粮食所需。这从另一个方面削弱了菲律宾的粮食安全，使得菲律宾农业生产更易受外国市场波动的冲击。
1995年加入WTO之后，情况进一步恶化。依据WTO的农业协定（AOA），菲律宾被迫增加稻米进口，不论本国稻米生产是否足以自给。结果，稻米进口从1994年的0变为1995年的25万公吨，2007年已增至170万公吨。今年菲律宾政府则希望能从越南、泰国与美国进口220万公吨稻米。
面对粮食危机，增加进口短期内可能对危机有舒缓效果，但长期来看，进口的增加正是菲律宾今日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可以预见，若根本的农村半封建生产关係不打破，以及粮食局的收购与干预功能持续下降，则菲律宾的粮食危机还会不断反覆发生。